为什么年轻人突然开始追求“县城感”？

「社交媒体的“县城”想象」

从社交网络到大屏幕，从短视频、音乐到影视剧，“县城”成了热点。人们将“县城”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，一种简单易传播的表达模板，一台动力强劲的情绪发生器，一种容易被感知的氛围，唯独不必是一座真正具体的县城。

主笔｜肖楚舟

“县城”火了

4月底，一种被称作“县城文学摄影”的写真风格在抖音走红。最广为流传的是摄影博主“乌鸦Jewey”和他培训班的学员们拍摄的一组照片。画面主角通常是表情迷惘的少女，背景是90年代风格的建筑，配乐多半选用毛不易《一程山路》里那句“走不出，看不破”，再搭配上充满无奈、忧伤情绪的文案。5月1日，“县城文学”冲进微博热搜。到5月底，“县城文学”在抖音的视频累计播放量已达5.9亿。到6月末达到7亿次。

在B站，另一种县城影像登上热榜。5月5日，“河南说唱之神”张方钊的《工厂》MV在B站上线，三天播放量直逼200万，到7月初播放量超过680万，弹幕8000多条，糊成一堵“小镇青年的哭墙”。相关推荐列表里，另一首关于县城的歌曲也跟着热了起来，刘森2020年发行的《县城》，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点赞量达到53.2万，评论2万多条。张方钊的“我没有热爱这里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”和刘森的“没有县城，万万不能”互相注解，小镇青年唱到了舞台中央。

与此同时，以小城为故事背景的悬疑影视剧不断上新。4月底，国产剧《微暗之火》上线，讲的是千禧年小镇里的一起凶杀案，透过回乡复读的大学生视角，展现一个美丽聪慧的女性如何在小镇中困厄挣扎。6月初，《看不见影子的少年》上线，张颂文和荣梓杉再次联手，讲小城里的悬疑故事。

4月到6月之间，还有几部关于返乡的影视剧出现，反复书写“城市失意者的返乡生活”。在这些作品中，“乡”通常是一座虚构的小城，对应着现实生活中的县城。4月的国产剧《春色寄情人》，主角是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小城的白领女青年。5月《我的阿勒泰》成为收视黑马，讲的是草原上的生活，但核心场景放在了张凤侠的小卖部，李文秀也是从大城市回家的年轻人。无独有偶，6月的电影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里的刘十三，也是在大城市梦碎后回家改造了外婆的小卖部。同月上映的《走走停停》，主角吴迪是从北京回老家的中年人。返乡似乎成了解决人生难题的标准答案。

与之伴生的是一系列关于县城生活的热搜。今年3月到6月，“县城”这个词一共上了近40次微博热搜。最热门的话题包括“存款十几万在小县城什么水平”“县城年轻人每天花多少钱点咖啡”“为了稳定回县城工作的女孩都怎么样了”。如果每次看到关于县城的网络热点就写下一个关键词，你会发现它们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。

“县城文学摄影”中的县城是静止、哀愁、衰败的，击中的是年轻人在生活中挫败、伤痛和迷茫的情绪，同时又被指责为“刻板印象”或者“扭曲现实”。“县城音乐”如《工厂》和《县城》，唱的是小城苍凉粗粝的生命力，那里的年轻人认命又刚毅，尽管“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”但“没有县城万万不行”。影视剧里的县城形象更是五花八门，在大同小异的90年代居民楼、石板路和厂区，一边上演充满烟火气的人间乌托邦，一边刻画暗流涌动的人性试炼场。

“县城”被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，一种简单易传播的表达模板，一台动力强劲的情绪发生器，一种容易被感知的氛围，唯独不用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地点。

“县城文学摄影”中最出圈的照片是在绍兴市区拍摄的，《春色寄情人》和《微暗之火》的取景地分别在知名旅游城市泉州和婺源，但都可以看到贩卖各式杂货的老街、老居民楼和湿漉漉的石板路。如果你不特地查询，不会知道《工厂》的MV在张方钊的故乡焦作拍摄，评论区的人们能联想到华北平原上的任何一座小城。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小卖部场景是搭建的，为了回应游客的打卡热情，取景地修复了剧组搭建的“张凤侠小卖部”，照样成为热门打卡点。人们用视听手段演绎县城、虚构县城、想象县城，将县城提炼成一系列容易辨识的符号。不必问那个县城位于何方，只抽取“县城”提供的感觉和氛围。

大同小异的县城意象和县城故事，千差万别的情感内涵和需求，造成了聚焦和失焦同时发生的状况。在巨大的舆论热度中，县城被看见了，也被架空了。不同人想要谈论、想要消费的，完全是县城的不同面向。唯一的共性，是我们都被“县城”吸引，不由自主地参与对县城的观看、消费和二次创作。问题是，“县城”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富有情感号召力？为何它能同时回应如此多种不同的情绪需求？一个个具体的县城，如何被提炼成一组组想象符号？想象的狂欢过后，真实的县城还能被看见吗？

“县城感”的共情与代入

当我们开启这个话题的时候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县城的定义。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域？对中国人来说，县城经验有多普遍？

“县”可以指县、县级行政单位、县城、县域。根据《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》，中国有1866个县，这些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%左右，同时占中国大陆人口和GDP比重分别为52.5%和38.3%。实际上，市辖区也与县的行政地位相同，把市辖区算进去，中国一共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。当一个人在说自己“来自县城”或者是“小镇青年”的时候，指的可能是以上任何一个意义的“县”。

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讨论了这个问题。他倾向于取“县”更宽泛的定义，即中国的县有2800多个，户籍仍在县域的人口有70%以上，因为县不只是行政区划，更是一套社会认同体系。“从历史角度来看，县既是行政编制，又是社会生活共同体。可能因为人口和经济规模大，有些县的行政级别进行了调整，但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而言，它延续的仍然是建立在过去县域基础上的社会认同。尽管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县城，到外地打工，但户籍仍然在老家。他的认同感仍然归于户籍所在地，他的生活和身份，他拥有的房子和土地、父母和孩子、社交圈都还在老家。”

一个事实是，中国的大部分人与广义上的县保持着亲密的关系。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剧烈发展的城镇化过程，城镇人口从千禧年的4.56亿人，到2020年的9.02亿人，接近翻了一番。在王春光看来，城镇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属于“半城市化人口”，过去“半城市化人口”主要指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，现在，离乡工作的年轻人也加入了“半城市化人口”的行列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游离，“半城市人口有时候长期在城市居住，但很多事情，比如家人、生活、权力、享受的政策仍然在户籍所在地。一只脚进城，另一只脚还在家乡。”王春光说。

县城够小，小到人与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县城也够大，这里有一个社会体系必备的所有要素。王春光是“60后”，在他小时候，虽然大人经常说“城里人或城里怎样好”，但很多人没有去过城里，多数人的生活参照系就是乡镇，镇里人就是县域范围内生活的人们的模仿对象。另一方面，县城又是大多数中国人接触到新鲜事物的第一站，“在交通、信息不发达的年代，新的东西从外部引入，首先在县城进行加工，然后进入村庄。你小时候观看的电视剧和新闻，新潮的物品，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，通过县域加工后传递到你这里，包括你周围的信仰和习俗也是如此。这些搭建了你的生活框架”。

“县城是城市的尾巴，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纽带。”王春光说。县城一面是最小规模的城镇，一面连接着乡村社会，“农村人要办事、看病、消费，第一站就是到县城。要追求更好的生活，第一步就是到县城工作或者买房。信息、社会财富都是这样从边缘向中心聚集，县城是县域社会的核心。另一面，城乡不平衡也在县域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。”

王春光考察过不同地区的县城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，它们的面貌差异可能极大。有的保留了更多农村特性，而发达地区的县城可能跟城市相差无几，“甚至是过于现代化了”。不过，县城社会有一些普遍的共性。“一个是熟人社会。特别是在县城的政府部门，你会发现这个局和那个局的局长是亲戚关系，或者是同学、战友，县城的关系网络是非常紧密的。另一方面，县城还保留了富有本地特色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，即使是苏南地区那些富裕的县级市，房屋马路都和城市相似了，但他们内部的生活方式，比如社交方式、饮食习惯、居住方式、对婚姻和子女问题的处理，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。”

物质层面可以更新，旧有的思维依然稳固，这或许是“县城感”的一个重要特质。贾樟柯在《贾想》里写，“县城里的生活，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，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。……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，不会再有可能性，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”。可时过境迁，县城的稳固感现在变成了“不确定性”的解药。对那些网络热搜里的返乡故事主角来说，城市不再意味着自我实现的必然路径，而县城那种过去被视作缺点的庸常反而成为安慰。于是在《走走停停》的结尾，主角的父亲这样说，“我们这一代人，很多人都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类人。生活就是那样，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糕，习惯了就好。”

至于现在年轻人对县城生活的想象、共情和代入感，王春光觉得这背后是一种价值观结构的变迁。在他那一代人眼里，进城是有能力，是成功和地位的标志，返乡则意味着失败或退步。“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后，他们开始形成新的生活观和审美观。城市环境嘈杂，压力很大，而县城或者乡村反而给他们一种新的感觉，那里有人与自然的另一种样态。他能感觉到那里更加放松，可以在那里提升自我，甚至将农村或县城作为他的身份标识。”但这条思路的另一端，也可能走向对县城生活图景的过度美化。当我们困在都市里，试图遥望一种熟悉、平常、可预测的生活，县城成了最容易加工的想象素材。

县城故事的“魅像”

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县城的表达，许多和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县城相关。人类学家任柯安曾经在1988年到2013年间在山东邹平做田野调查。他把邹平当作一个“原地城镇化”的样本，观察城市空间的变化，以及物理空间的变幻如何投射在人们的希望、欲念和行为模式上。那个时代县城到底有何迷人之处？那里的人们抱着怎样的心情生活？今天的我们为何开始想象那里发生的事情？

任柯安用“重组”来形容发生在邹平的变化，空间、生产方式、消费方式、人的困境与欲望，因为延续存在的“旧”和不断涌现的“新”共时存在，呈现出混杂的面貌。他书写的邹平有一系列如今县城想象中的经典元素——渐次出现的工厂，充满西方俊男美女面孔的商场广告牌，电视里的男科广告，公园广场上热络攀谈的路人。年轻人一边忍受着枯燥的工厂工作，一边兴奋地嗅着新鲜的空气，刚刚形成的白领群体自矜又焦虑，混乱的城中村庇护着以努力工作为信仰的外来工人。

从90年代到2010年前后，邹平的消费图景经历了时空压缩般的飞跃，“商店、购物中心和商业拱廊创造了公共空间的新形式以及新的梦境或魅像（phantasmagoria）”。任柯安80年代末去邹平的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，整个村只有一部固定电话，到2000年代中期，成年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，用任柯安的话说，尽管那些居住在相对富裕国家的人也经历了电脑、网络和移动电话有关的技术变革，但他们也许很难想象这样剧烈的变化，“从自行车到小轿车，从本地露天市场到超级市场，从没有电话到智能手机，从少数捡漏的商店和餐馆到高端购物中心、人声鼎沸的购物街以及貌似不可胜数的美味佳肴等种种转变。”

剧烈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变迁，还有心灵的变化。一些新的欲望被燃起，比如性和消费，一些新的人群带着他们新的人生规划出现，比如外来劳工和未婚青年，一些新的怀旧之情被重新安置，比如突然涌现的农家乐、重建的宗祠和庙宇。人群涌向KTV、舞厅、溜冰场。为这些标志着城市发展的新空间自豪，同时又延续着乡村生活的习惯。有一位教师向任柯安介绍他妈妈制作的老粗布手工被套，说订单总是做不完，虽然这种“老土布”被套的价格是普通被套的4倍。

任柯安把他的观察对象分为5组:城中村居民、来自县内和临近县的已婚移民工人、来自远方的移民工人、中产家庭和青年人。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议题截然不同，但都离开了土地，还未到达城市，暂时聚集在小县城的空间里，处理着一组组完全不同的矛盾。

任柯安观察的一个重要地点是祥云广场。他的书里有一张祥云广场周边商店的照片，两层小楼外面挂着网吧、理发店、蛋糕店、服装店和餐馆的招牌，尽管图片是黑白的，但从明暗对比可以看出它们的颜色极其鲜艳，字体各异。在我眼里，很像是“县城文学摄影”里的典型景物，也可能出现在“五条人”的专辑封面上，成为“县城美学”的代表。

祥云广场位于邹平的魏棉开发区，新迁到县城的年轻工人是这里的主要客户群体。在2000年末，他们能住免费宿舍，拿2000多块工资，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决策权，能够找到一些个性化的乐趣。但是他们能买到的服务是有限的，也就是招牌上那几样:网咖、发廊、溜冰场、台球厅、电脑技术和会计培训学校。任柯安对县城的理发店印象深刻，工厂年轻人特别喜欢光顾那里，做一些五花八门的发型。他推测原因，“因为他们住在集体宿舍，财产的安全没什么保障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刚刚拥有一小笔财富，就会想做些让自己显得特别的事情。发型是属于你自己，长在头上，别人偷不走”。

任柯安喜欢县城的公园。公共空间的出现是县城发展的象征，人们一边高兴看到家乡出现了和大城市相似的场所，一方面又用乡村的方式利用它们，主要体现在“追求热闹”。在县城的公园，“人们特别容易和陌生人交谈”。哪怕是一个外国人，只要他放松地待在那里，就必定有人朝他走来，问他从哪里来，在邹平做什么，有时候甚至和他合影。当我和任柯安一起回忆在邹平的生活时，他告诉我，甚至有一位媒人想给他介绍对象。

邹平的混杂感如此突出，可能正得益于它当时有限的发展状况，在那里，车和房都不是那么贵，新城区和老城区加在一起也没多大，人人都有过得好一点的希望，又不会奢求更多，希望容易诞生，也容易平淡地逝去。任柯安对我描述了一家奶茶店的留言墙，他至今记忆犹新，年轻人在便利贴上留言，贴满整面墙壁，“我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我在寻找真爱，我想要找一个真诚的男孩。如果你诚心交友，可以加我的QQ”。而事实上，县城里的大多数年轻人到了25岁就会面临要结婚的问题，他们在网络结交的朋友可能很快消失在现实生活中，“他们可以选择，也被迫要选择”。 县城的青年群体是任柯安单独讨论的一群人。任柯安对溜冰场里那些溜得像要飞起来的年轻人很感兴趣，他经常坐在那里与他们聊天，有个女孩对他说：“我学溜冰时摔得鼻青脸肿，摔倒了一百次，但很值得，这是唯一让我们充满激情的事，现在我溜得很快，从来不摔跤。”他把这归为对“习惯化”的抵抗——在日复一日、灰色单调的工厂生活，和很快就要结婚生子的未来之间，他们身上同时存在两种倾向——拼命地做梦，理所当然地认命。

任柯安已经10年没去过邹平，我提到的“县城热”对他来说很陌生。他只能揣测：“平均而言，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野心不那么大，不那么在乎成为‘世界第一’，只要和朋友一起过上舒适的生活就行。比起世界各地的大城市，这种精神在小城市更容易看到，大城市几乎就是最有野心的人会去的地方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从乡到城是一条约定俗成的人生轨迹。如今“城”不再难以抵达，“乡”却成了远方。策展人段少锋来自山西乡村。小时候，他在村里上学，16岁到娄烦县城上中学，高考成绩不理想，又去太谷县城接着复读，一共复读了4年。再后来，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不久前，他自己印了一本文集，书名就叫《在县城：一九九〇年代以及新世纪的记忆》。整体来看，他在县城生活的年数远比不上他在乡镇和城市生活的时长，但他选择用“县城”为一本讲述家乡和过去的书命名。对他来说，那些值得思念的人、事和物未必都和县城相关，却可以用一种名为“县城”的情结概括。

和段少锋讨论为何大众文化里出现这样一种回望县城的趋势的时候，我刚采访过几位“县城文学摄影师”。我告诉他，那些看腻了精致图片的社交网站用户们想要一种“故事感”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县城式的场景里寻找。

他对我讲述自己的县城生活。在县城，他有了最初的文化生活——网吧、录像厅和书店，盗版的《徐志摩全集》，全部的金庸小说——现代诗和武侠构成了他的青春。“县城的生活非常具体。”段少锋说，“我的父母在县城生活，他们通常并不关心政治或者经济，只注重当下的生活，例如今天晚上吃什么饭。大城市的生活极其抽象，经常处于虚空之中。你去上班、开会，在北京想着全天下的事情，这不叫日常生活，而是非常规的生活。”

2022年，段少锋帮母亲注册了快手账号，母亲在上面直播做手工，一般是绣枕套、鞋垫或者做拖鞋，她并不出售，只是在直播间里和邻居们聊天，把线下朋友圈搬到线上。段少锋唯一关注的快手账号就是母亲，他看她直播，习惯性地点赞，像在接入一个虚拟加油站，“相比现在北京的生活，母亲给我呈现的乡村和县城的生活仿佛才是真实的”。

人总是被远方的生活吸引。段少锋是“80后”，在他的成长经验里，引起那一代青年广泛共鸣的曾经是对都市生活的想象，郭敬明描述的纸醉金迷、韩寒写的青春恣意是那一代文艺青年的必读。现在，他成为一个城市里的中年人，当现实生活呈现出令人失望的面貌，回望故乡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而关于更年轻的群体，“90后”乃至“00后”为何也在回溯他所经历的县城年代，他也理解为一种“普遍的乡愁”。

段少锋给我展示今年过年回家拍的县城照片，他拍家里住过的街道、街边超市前聚集的人、破旧操场上打篮球的人、车站前的集市。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回乡，他却说不会，“我的意义会消失，我做的这些事情，艺术、策展，对那里的人来说并不重要”。

在县城，种种梦想和伤痛同时存在，又装在一个充满希望与梦境的框架里，缓缓地流淌。人们看起来能做各式各样的梦，也在忍受梦的消失。当我们痴迷于县城的“故事感”和“生命力”，可能是在怀念那种混杂的环境带来的刺激感、不断滋生的欲望，还有安于平淡的无奈，却并不指向县城生活的全部真实。

任柯安在书里提到，2009年，邹平出现了一大批农家乐，不久前还是农村出身的邹平城市居民开始模拟乡村生活的悠闲惬意，他们复制了“土味”的做菜环境和淳朴的农村风味，但配备了遮阳伞和蚊帐来遮风挡雨。类比地来看，像“90后”“00后”这样的年轻人开始追溯他幼年时甚至出生前的县城生活，仿佛一种“虚拟县城乐”，他们不必也不可能再回到他们想象和消费的那种县城生活，现实的重量可以忽略不计，他们需要的是“县城的感觉”。

在这期封面里，我们围绕这种由社交网络和视听媒体塑造的“县城的感觉”，讨论种种关于县城的想象图景和塑造方式。我采访了抖音和小红书的几位“县城文学摄影师”，看看“县城文学摄影”是如何诞生的，又是谁在制造和观看这些想象中的县城。卡生采访了《县城》的作词者老吴和来自六盘水的说唱歌手蒋先贵，探索音乐中的县城感从何而来。孙雅兰则找到今年几部县城题材影视剧的主创，看看这些故事里的县城是如何构建的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试图破除笼罩在“县城”二字上的想象面纱，解释真实的中国县城生活。段弄玉采访了研究过县城买婚房、跨农村—县城生活、县城陪读妈妈等课题的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白美妃，探讨如何观察县城。薛芃跟着作家张楚回到唐山滦南县，感受现实层面的县城生活。通过这些依然住在县城、研究县城的人，我们希望找到可行的方法，让被县城吸引的年轻人们，找到真正了解当下县城社会的具体路径。

在想象县城的过程中，故事感、真实感、烟火气，这些诱人的词语，依托中国人普遍的离乡经历和乡愁情结，不断发酵、变形，架构起一座人人可以进入的赛博故乡。县城想象的火热，说明我们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感和匮乏感，但要真正填补它们，或许不应该依赖一座虚拟的故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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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参考文献：王春光《对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的社会学思考》；任柯安《从乡到城：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转型》；焦长权《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：上半程与下半程》；段少锋《在县城：一九九〇年代以及新世纪的记忆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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